视点2022||王利兵：作为文化的海权
作为文化的海权
王利兵
（原载于《读书》2022年第12期）
现代大学教育之发展，瞬息万变。而社会国家及宇宙太空事物，无时不在变动之中。故培育人才，如何以适应社会之需要，如何以改进社会之事业，以达到社会福利之最高标准，大学教育之责任重大也——陈炳权（广州大学创校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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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提到“海权”这个概念，中文读者大多会联想到美国海军军官阿尔弗雷德·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提出的“海权论”一说。马汉的“海权论”不仅改变了美国的军事发展方向，为日后美国海军发展和海洋扩张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美国在近代历史上的霸主地位，这也是为什么马汉的“海权论”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颇具影响力的重要原因。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年）》一书中，马汉将海权定义为出于战略目的而实施的对海洋的控制，认为影响海权发展的主要条件有六个方面，即地理位置、自然结构、领土范围、人口数量、民族特点以及政府的特点，并强调通过夺取制海权以控制世界的重要性。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马汉一再强调制海权的重要性主要是为了说服美国政府和民众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战斗力量，但同时马汉又认为海军力量的增强并非是为扩大对海洋的影响，相反是为提升其在陆地上的影响力。马汉劝告其同胞不要重蹈法国的覆辙，也不要效仿英国，美国需要继承的是罗马的衣钵，因为美国注定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海权大国。很显然，马汉的海权论本质上还是一种陆权观，他很少从海军之外的视角去分析海洋之于一个国家的意义和价值，也从没有将威尼斯、英国、荷兰等真正的海权国家作为美国发展的参考案例，因为他明白这些海权国家与作为大陆国家的美国在历史、身份和文化上存在许多差异。
在新近出版的《海洋与权力：一部新文明史》一书中，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安德鲁·兰伯特（Andrew Lambert）提出了一个十分具有独创性同时又富有争议性的观点，即海权是由文化、身份、历史、政治、经济、神话等多种因素共同铸就的产物，其背后蕴含了一种海洋共和与自由的色彩，海权是一种独立于陆权同时又与陆权相对立的权力。换言之，海权代表的是一种不同于陆权的文化和身份，而并非是指海军建设和海洋军事实力之强弱。通过一番词源学考古，兰伯特认为，马汉对海权概念的讨论和分析只是停留在战略层面的肤浅认识，根本没有触及到海权之魂。从词源上来看，海权（seapower）的概念源于希腊语“thalassokratia”,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都曾使用“thalassokratia”来描述作为文化的海权，其含义是指一个以海洋为主导的国家，通过有意识地构建海洋文化和海洋身份来确保海洋带给自身的经济和战略优势，以此作为一个大国发挥作用。然而，马汉却故意将“海权”拆分成一个新的短语“sea power”，并用其指代任何拥有足够人力、财力和港口建设的海军国家对海洋的战略使用和选择。简言之，马汉论述的实为一种“制海权”而非“海权”。马汉笔下的美国虽然建设有全球最强大的海军力量，也拥有绝对的制海权，但美国依然不是一个海权国家，因为海洋在美国身份构建和文化塑造中始终只是一个附属的边缘角色。与美国不同，英国虽然没有美国那么强大的海军实力和制海权，但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海权国家，因为海洋一直是英国民族文化、经济生活和国家安全的中心，甚至成为其身份的核心标识。不可否认的是，马汉“海权论”的影响力实在太大，许多人都被他的“制海权”误导，因此容易对海权概念形成一种狭义理解和认识，其后果不仅改变了海权在古希腊语中的原本含义，而且严重削弱了我们将海权理解为一种文化的能力。
有鉴于此，兰伯特对海权产生、发展和消失的历史展开了一次长时段研究，并通过对五个海权国家的具体分析，指出海权的本质乃是文化。首先，作为文化的海权，它是国家有意选择和积极建构的结果。兰伯特明确指出，海权身份并非某种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作用下的结果，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人为制造的产物。历史上真正可以称为海权国家的只有五个，即雅典、迦太基、威尼斯、荷兰和英国。这五个国家并非国土辽阔的强大国家，相反都是些弱小的国家。正是这种弱小迫使着它们必须寻求另外一种不对称优势和发展道路，即通过专注于海洋贸易的发展形成一种以海洋逻辑为主导的国家身份。为了保障海洋贸易的发展，每一个海权国家都会十分重视海军建设，并将海军置于战略优先地位。除此之外，每一个海权国家都喜欢编织海洋神话传说、在海边建造庙宇，以此作为醒目的海洋标志，同时用各种海洋艺术来装饰城市的公共空间，从而创造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文化和身份，并积极传播这种文化和信息。这些由政府和政治家赞助、支持和认可的行为，充分说明了海洋对于国家的意义。正如兰伯特所说：“只有当政治国家做好准备来维持它的时候，‘成为一个海权’的选择才有持续下去的可能。”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被构建出来的海权身份是脆弱的，很容易被推翻。海权国家通常都不是大国，海权国家的战略和政治重要性也是有限的，因此它们必须善于利用位置优势、贸易优势和政治技巧来周旋于大陆列强之间，以防被大陆帝国吸收或消灭。
其次，作为文化的海权，必须具备一种包容性的政治结构和自由灵活的贸易体系。海权的形成过程必须是由政治驱动的，并且是在经济上有吸引力的和在战略上有效的，其中前两者是一个海权存在的必要条件。包容性政治与海权之间的协作至关重要，从历史上来看，海权国家几乎都是寡头政治，但同时又会存在一个代表不同利益的敢于直言的反对派，后者通常是由贵族和社会精英组成，是维持海权国家存在的一个关键力量。作为贸易网络的一部分，包容性政治一直是海权国家最为重要的一件武器，这种开明的政治意识形态吸引了许多从事海洋贸易的人，并鼓励着他们不断地挑战僵化的专制制度。与此同时，它自然也会对同时代大陆国家中的君主专制政体构成威胁，因为后者的理想是建立一个只有一个统治者、一种文化和一个中央集权的指令性经济的普世君主国。包容性政治让中间阶层可以发挥一定政治作用，在腓尼基，国王甚至让富有的商人拥有选举权，以此提醒自己和所有人海洋贸易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在这种政策影响下，腓尼基人将自己的贸易圈扩展到地中海对面，甚至连北欧的金属矿品和商品也进入到了这个贸易圈，不断扩张的自由贸易将地中海世界连为一体。海洋贸易带来了港口的建设、城市的繁荣，同时也引发了为争夺海上贸易路线和控制权的疯狂军备竞赛，以至于所有国家都将海军建设看作是通往海权之路的前提。面对海洋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荷兰曾经打造过一支举世无双的海军舰队，这支舰队不仅在三次英荷战争中捍卫了自己的商业利益，而且还成为荷兰海权身份的代表。不过，荷兰海军有一个与威尼斯相同的致命缺点，那就是因为人力资源缺乏而过度依赖雇佣军，这也就注定了它的海权之路不会太长久。
再次，作为文化的海权，它代表了一种普适的价值观，这份价值观正是西方文明的源头。为了保护开放的海上贸易，海权国家普遍实行寡头政治甚至民主制。雅典的寡头们第一次将社会较低阶层带入大众参与的民主制度中，以此约束那些感情冲动的寡头，进而创造出一种公民生活的概念，这种概念强调辩论、权力分享和进步。梭伦改革进一步将这种政治生活从精英责任变成公民义务，将雅典带向了一条和平、自由、平等的康庄大道。不仅如此，雅典为建立帝国还到处传播民主，结果让斯巴达和波斯大为惊愕。波斯和斯巴达认为，摧毁雅典的根本做法是摧毁它的文化，尤其是它的民主制度，所以在伊哥斯波塔米战役之后，伯罗奔尼撒联盟不仅消灭了雅典的舰队，而且用寡头政治彻底取代其民主制，同时还拆毁了象征雅典海权身份的长墙。无独有偶，1797年5月12日，当法国军队进占威尼斯共和国圣马尔古广场之后，拿破仑下令烧毁威尼斯的礼船，因为烧毁礼船是毁掉威尼斯海权身份的重要标志，意味着威尼斯作为独立海权国家的终结，此举显然是有意识地效仿西庇阿摧毁迦太基舰队的做法。从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帝国主义扩张到19世纪大英帝国的海外贸易，欧亚大陆边缘的海权之路虽然走的十分缓慢，但是它在西方世界已然大获全胜，海洋作为民主之母也早已被西人接受和认可。
二
海权国家注定是弱小的，可它们自身往往不甘于做一个地方性海权，在强大之后总是习惯性地向陆地拓展实力和财富。历史告诉我们，海权国家一旦卷入陆地争夺战就等于自取灭亡。雅典与波斯争夺东地中海统治权，结果败于波斯斯巴达同盟和马其顿陆权；迦太基与陆上强国罗马争夺西地中海统治权，结果因制海权丢失而灭国；夹在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威尼斯同样也因不敌奥斯曼帝国而失败，从此变成一个以手工业为主导的地方小城市；荷兰在与英国争夺海外领土和市场的过程中逐渐衰落，180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关闭就已经预示了阿姆斯特丹模仿威尼斯的尝试失败。英国作为最后一个也是存在时间最久的海权国家也不例外，两次世界大战基本上彻底截断了英国的海权之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果断选择放弃海外殖民地，其目的是希望节省资源以保护海上贸易和制海权，从而保全自己的海权身份。“二战”结束之后，英国远洋海军失去维持其存在的帝国体系，同时也就失去了战略性制海权，最终在美国经济打击和海军压制下，英国连海权身份也一并丢失，制海权这把三叉戟终于落到美国手中。20世纪70年代初，后帝国主义时代的英国再次选择抛弃历史，加入一个大陆性的保护主义团体，可是融入“新家庭”的过程并不顺利，一种潜在的差异感始终埋伏在英国与欧洲之间。进入新世纪，随着英国经济的复苏，英欧间的裂痕不断加深，英国最终作出退欧决定。英国的这一决定不仅表明大陆联盟无力掌控海洋，而且说明在西方国家内部，海陆身份之间的断层线正在浮出水面。
海权国家已经不复存在，但是海洋国家还有不少。当代海洋国家主要包括日本、荷兰、丹麦、挪威、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国等，从地理位置上来看，海洋国家大致都位于麦金德所说的“外新月形地带”，虽然它们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海权国家，但是海洋在其经济和文化中无疑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兰伯特认为，未来当海洋和平遭遇威胁时，这些国家很有可能会结成一个互助联盟。海洋国家的集体行动并非一种军事威胁，而是为了维护一种自由开放的贸易体系和价值观，因为这是他们赖以为生的基础。在《海洋与权力》一书的“结论”中，兰伯特表达了自己的最终观点。他认为，当今全球政治的断层线表面上呈现为民主与专制、开放与封闭、法治与威权之间的对抗，实质上是海洋与陆地之间的一场文明冲突。不难看出，兰伯特的这一最终结论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麦金德的影响。自1904年麦金德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上发表“历史的地理枢纽”演说以来，有关海洋与陆地对抗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过。在麦金德看来，世界历史的发展基本上都是围绕“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的对抗，是来自陆地的机动性与来自海洋的机动性之间的对抗，两者是一种天然的敌对关系。
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真正强大的国家永远是陆权国家，而海权国家总是一些依赖海洋的弱国，后者惧怕前者的野心，但前者更害怕后者的开明价值观和经济成就，两者之间的对抗几乎从未停息过。对于这场冲突，中世纪的卡巴拉主义者曾将其形象地比喻为强壮的海洋动物利维坦（一种鲸鱼）与同样强壮的陆地动物波希墨特（一种公牛或大象）之间的争斗，利维坦想用自己的鳍堵住波希墨特的嘴和鼻子，使它无法进食和呼吸，波希墨特则试图用自己的角或牙齿撕碎利维坦。争斗的最终结果是，双方都在厮杀中死去，世界进入一个新世纪。从现实来看，神话似乎还在延续，海洋与陆地间的争斗并没有停止。它就像是一个巨大漩涡，不断吸引着“怪物”进入漩涡中心，也不断创造出新的“怪物”，雅典、斯巴达、罗马、迦太基、威尼斯、西班牙、荷兰、英国和法国等都曾被卷入其中。出人意料的是，今天手持三叉戟冲向漩涡中心的竟然是几头“陆地怪物”。
麦金德关于陆地与海洋关系的论述影响深远，后来者很少有人能够超越他，不过施米特也许是个例外。在《陆地与海洋》这本小册中，施米特从元素空间论出发提出了一个极富人类学色彩的解释，他认为，海洋与陆地之间的冲突本质上是一场关于空间的思维方式的冲突。在施米特看来，地理大发现引发了一场空前的宏大革命，也是“一场整个地球的空间革命”，这场空间革命让水（海洋）与土（陆地）之间的对抗浮现出历史舞台，从此世界史就是一部海权国家对抗陆权国家、陆权国家对抗海权国家的斗争史。施米特所说的“空间革命”绝不仅仅是向未知领地的拓展和登陆，从陆地向海洋的空间转变是一场遍及所有领域的空间概念的变革，包括政治、经济、艺术、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等，是一种全方位的转变，即选择海洋作为其全部的历史性存在方式。换言之，海洋与陆地代表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空间秩序，其中“海洋秩序”对应的是自由的、开放的、无边界的空间观念，“陆地秩序”对应的是国家的、封闭的、有边界的空间观念，而两种不同的空间观念又分别对应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法理秩序。
在这场伟大的空间革命中，英国无疑是最后的赢家。英国从一个牧羊人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海盗资本家，并最终成为第二批“海的儿女”，实现了真正的海权身份转变。施米特认为，在地理大发现以前，英国依旧只是一个陆地国家，是一块漂浮在海洋上的陆地，英国人对于这块岛屿的感情也必然是一份土地感情，是一种陆地的、大地的、领土的意识。但是在地理大发现之后，英国逐渐成为海洋的一部分，变成了一条船、一条鱼，变成了“海的儿女”，由此人们的情感意识也发生了变化。人们不再将眼光局限于一个小岛或是一个小地域，而是看向海洋，看向全世界，英国成为了一个纯粹的以海洋性存在为基础的海权国家。然而，英国的海权身份并没有维持太久，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这个利维坦的本质，英国的海洋性存在消失了。在工业革命之前，英国人是依靠人与海洋之间日复一日的直接搏斗而赢得了海洋，进而形成一种航海家精神，也是一种新教精神。在工业革命之后，机器逐渐嵌入到人与海洋之间，其引发的变化不可谓不大，比如船只航行时间缩短、水手技艺消失、海洋战争形式改变等，这些变化都意味着人与海洋之间关系将发生彻底转变，尽管海洋依然保留着塑造人类的权力。对于英国而言，那种将牧羊人塑造为海盗资本家的冲击力量在减弱，最后慢慢消失了，那种富有冒险精神的人也逐渐丧失其传统意义，英国从一个伟大的海权国家变成一个巨大的机械国家，从“海的儿女”变成机器制造者和机器操作者。
施米特最后指出，对于英国海洋性存在的改变，19世纪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因为“无论是鱼也好，还是机器也罢，那个利维坦都将变得越来越强大和有力，它的帝国看上去似乎没有止境。”其实，即使是在19世纪之后，同样很少有人注意到让利维坦变得强大的力量已经发生改变。许多人依然在津津乐道那段“古老”的世界史，甚至将其延续到当下的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分析中，以致于一些人总是在不断构想美国替代英国成为一个海权国家的可能影响。在技术和货币的双重加持下，美国确实拥有了强大的制海权，但美国依旧不是一个海权国家，因为她追求的只是一种地缘政治安全和海洋利益，而不是一种海洋性存在。与英国相比，美国缺乏一种航海家精神，也不可能获得英国人与海洋之间的那种亲密感，更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海的儿女”。用施米特的话说，“这种构想并没有切中一个崭新的空间秩序的要害”。简言之，海洋不再是一种元素，也不再是不确定的、无边界的、未知的和无意义的，海洋成为了一个与陆地一样的确定性存在，海洋秩序发生彻底改变，新的世界秩序诞生。
三
从一定意义上说，现代世界的新秩序是由法律天才格劳秀斯（Hugo Grotius）奠定的。在内容简短而思想深厚的《论海洋自由或荷兰参与东印度贸易的权利》一文中，年轻的格劳秀斯依据中世纪罗马法和基督教自然法清晰阐明了海洋的本质及其对于人类世界所可能拥有的道德意义与政治意义，为17世纪之后国际海洋法秩序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重要依据。一如此文标题所示，格劳秀斯的分析很大程度上是为维护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海洋贸易而作，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格劳秀斯确实看到了自由之于贸易的重要性以及贸易之于文明发展的意义所在。贸易是文明史形成的核心内容之一，它属于交换性质的活动，而交换正是文明生成的条件。格劳秀斯坚信海洋是一个“不识主权者”，是一种绝对异于陆地的“共有物”，因此上帝赋予海洋的“自然状态”必须被保护，每一个主权国家都应该认可和尊重“海洋自由”。然而，世界历史在19世纪之后却走上了一条与格劳秀斯理想背道而驰的道路，海洋被主权者以各种名目层层包围和占领，海洋陷入一个日益严重且不真实的边界化和领土化过程，自由的海洋和流动的海洋范围越来越小，孟德斯鸠笔下的“贸易精神”逐渐远去，“纯粹的海洋性存在”不复存在，文明得以形成的重要基础因之遭遇巨大挑战。
海洋遭遇的这种历史与现实让我们不得不去反思文明的概念及其内涵。从时间上来看，文明是一个相当晚近才出现的概念，其最初含义是指示一种正义的行为或是一种对刑事犯罪进行民事诉讼的审判。经过18世纪的演变，文明逐渐发展为一种“进入开化状态的过程”之意，并被作为区别文明状态与野蛮状态的标签而广泛使用。在此后的相当长时间里，文明都是作为一种单数形式在使用，其背后潜藏着一种深厚的西方中心主义情节，即文明只属于西方，这种情节也成为西方国家长期殖民海外的一个重要基础。直到19世纪中期之后，文明才开始出现复数形式，诸如西方文明、工业文明、科技文明、现代文明等概念开始大量涌现，陆地文明与海洋文明的说法也是肇始于此。由此，文明开始成为一个相对中性的词汇，用以指涉任何“确立的”社会秩序或生活方式。复数形式下的文明虽然没有完全摆脱“线性-进步”的思维模式，但它开始重视文明的相对性和多样性，同时也启发了许多学者对文明的本质展开思考。法国民族学家莫斯（Marcel Mauss）在有关文明史的论述中曾指出，文明乃是一种跨越国族的超社会体系，是不同社会之间互动、交流、传播和借鉴的产物。比较而言，文明的超社会特征在海洋上体现的更加明显，南岛语族的迁徙发展史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证。不同于“半身插在土地里”的农民和农耕社会，海洋族群和海洋社会的最大特征是流动性，这种流动性不仅将海洋自身塑造为一个海洋命运共同体，同时也将海洋与陆地塑造成一个更加广泛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们不否认文明在现代条件下容易沾染民族国家或民族主义的色彩，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文明作为一种崇高的联系纽带，代表了整个人类的社会存在理想，尽管这种联系是精神上的而非领土上的。回到本文开头的海权问题上，如果我们同意将文化看作海权的本质，那么我们就很难接受兰伯特的最终结论，因为文化作为相对主义的承载者，它倡导的实是一种多元共存的人类学价值观，后者正是构成多元文明观的重要基础。总而言之，文明概念强调的是一种关系与融合，本质上是对民族国家时代“民族主义文明论”的一种反思和批判，因此我们真正需要关心的是如何突破民族国家框架和地缘政治的狭隘视野，并最终构建一个超越陆地与海洋的康德式“文明共同体”。
王利兵一席演讲《远逝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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